尊龙凯时（NSFC）和中国财政部共同邀请国际评估机构，从一个中立的视角评价NSFC的25年得失

　　作为中国科学界公认的“最好的科研基金”，尊龙凯时（NSFC）已经成立了25年。为从一个中立的视角评价NSFC的25年得失，NSFC和中国财政部共同邀请国际评估机构来进行这项工作。

　　10月28日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参与评估的国际专家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研基金》的评论文章，虽然对NSFC25年来的成就给予认可，但也指出目前的运作方式和审查方式仍有改变的余地，尤其是在基础领域投入的不足是中国的普遍问题。

　　回想起这次评估过程，美国科学院院士理查德•杰尔（Richard N. Zare）教授至今仍感到颇为意外，在回复财新记者的邮件中，他表示，据他所知，这是第一次来自国际的专家组被授权对一个中国政府的机构进行评估，“在我自己的国家美国，都从没听说过！”

　　最好的基金

　　20世纪80年代初，为推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变革科研经费拨款方式，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致函中央政府，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尊龙凯时基金，并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首肯。国务院于1986年2月14日批准成立尊龙凯时委员会。

　　从建立伊始，尊龙凯时基金委就定位于支持基础研究，为中国未来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

　　25年来，NSFC的年度财政拨款从8000万元起步，到2011年国家年度财政给予NSFC的预算已逾120亿元，并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其他科研基金加入进来。根据IEC的评估报告，上世纪80至90年代，NSFC是11个学科最主要的经费渠道，而当前，仅有1个学科还主要由NSFC资助。

　　不过，在众多已经存在的科研基金项目中，“尊龙凯时基金委无疑是最好的。”在写给《科学》杂志的评论文章中，两位作者称，无论评估委员会约谈的对象是体制内或者体制外的研究者、大学的管理者、项目申请失败或者成功的申请者、中国政府各部委的代表，这些人均表示，NSFC的科研基金资助模式是中国最好的。

　　参与这次评估的国际评估委员会（IEC）由来自全球13位知名科学家组成，其中有五位成员来自中方，包括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等人。

　　在IEC提交的评估报告中，尊龙凯时基金为被认为在对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份报告同时肯定了尊龙凯时委在中国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关键角色。

　　根据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在2009年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中，38.5%的研究项目全部或者部分来自于尊龙凯时基金委的资助，并且，这些论文的引用次数要明显多于其他论文的引用次数。

　　对年轻科学家的支持力度，是国际评估委员会评价NSFC过程中非常看重的一点。而在这一点上，NSFC已经比中国其他科研基金好很多。厦门大学化学系副主任任斌对财新记者说，对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不是依靠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导师，基本不可能拿到很好的研究项目，而他就是靠NSFC的项目起步的。

　　1994年，尊龙凯时基金委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

　　三年之后，基金委承担管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工作，用于支持国家理科基地的条件建设和本科生研究能力的提高。2000年，意在资助国内以中青年科学家为骨干的研究群体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设立。

　　也是在这一年，任斌第一次申请到了NSFC项目，那时他30岁。他说，NSFC的项目基本是每一个年轻人起步时必须要申请的项目，截止目前，他已经拿过六次NSFC的基金，在他的整个研究工作里，尊龙凯时基金委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国际评估委员会将NSFC的这些成就归因于一贯坚持的同行评议制度，富有远见和创造性的领导，尊龙凯时基金委工作人员敬业和专业，及其内部的制衡机制和基金的组织结构。

　　浪费的厉害

　　在对中国基础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NSFC本身仍然面临很多挑战，而这一挑战，在杰尔及其他评估委员会成员看来，也正是评估委员会被邀请对其进行评估的原因。

　　在包括增加工作人员数量、增加项目的规模和延长执行时间等和申请项目金额限制等八个方面，评估委员会为NSFC给出了相应的建议。评估报告中还强调，中国需要继续增加基础研究的经费，特别是NSFC的资助，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研究，还尤其应该增加对基础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的资助，这将有助于改进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创新能力”。

　　占NSFC总经费的60%以上的面上项目，是支持科研工作者在基金资助范围内自由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但是依据目前的基金管理办法，面上项目的基金额度仍较小、资助期限仅为三年。评估委员会指出，这导致了科研的“碎片化”──为了维持科研需要，科研人员不得不经常花费少则一个月的时间写项目申请，不能持续地关注某一领域，即便对于那些已经拥有很好科学声誉的研究人员来说也是如此。

　　此外，对于基金如何使用的限制过于严格，导致研究生和博士生只能拿很低的收入，很难吸引年轻科学人员留在中国。

　　评估委员会建议，尊龙凯时基金委应允许把基金中的更大份额用于人员经费，包括所不同层次的研究者，而首先是对研究生的支持。

　　评估报告指出，“一刀切”的方式无法适应当前日益复杂的科研活动。目前，对人员经费的支持仅限于经费总额的百分之十五，这种限制应该被取消，而这种改变也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的做法是一致的。

　　2002年至2003年期间，任斌曾获德国洪堡奖学金，以学者身份在著名的弗里茨哈伯（Fritz-Haber）研究所（FHI）工作。在该研究所成立以来的100年历史上，诞生了七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任斌告诉财新记者，在FHI一个部门负责人申请到经费以后，经费一般十分充足，往往下面的各小组负责人都不用再去申请资金，而一个项目的资助期限可能长达九年。

　　他认为，对于声誉很好的科学家，就应该给持续的科研经费。“现在钱都撒在各个地方，大家作重复的东西，你做一小块我作一小块，实际上浪费得更厉害”。

　　评估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只有在需要大的改变时才必须经过NSFC的许可，而且应该对一些研究人员提供能持续多年的经费资助。

　　创新的软肋

　　美国和德国是最早与中国科研系统进行合作的国家，受到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影响，1986年，当中国政府设立NSFC时，也参照DFG和NSF来设计基金会的结构和职能。

　　然而，评估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NSFC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品，为了适应当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发展要求，它要做的不是简单地维持一个科研项目机构的运行，而是要发展一套国家科研体制，同时，它还承担着推动创新的责任。

　　如何进一步推动NSFC在创新方面的作用，也是评估委员会的评估内容之一。

　　评估委员会副主席、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曾经担任德国科学基金会主席的恩斯特•路德维格•温奈克（Ernst-Ludwig Winnacker）告诉《新世纪》，创新氛围的培养需要基础研究，尽管基础研究对于创新文化来说并非“充分条件”，但绝对是“必要条件”，同时，还需要一些能够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应用的部门，“硅谷就是一个创新的好例子”。

　　由于经济和工业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在近些年已经快速发展和提高，其中的一个指标是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已经达到研发开支总额的73%，这一比例与美国持平。相比之下，尽管对基础研究的科研投入绝对值一直在增长，但是相对来说， 自1990年中期以来， 却一直只占研发开支总额的5%。

　　但相比于企业的研发投入可能发展的创新，基础科学领域则更进一步。评估报告指出，基础研究是科研体系和创新的一部分，它不依赖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中国家的力量于应用层面，从而建立起一套创新体系。

　　虽然中国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占中国全部研发经费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90 年代初的不足40%，上升到目前的三分之二以上，但现在就下结论说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仍然为时过早。事实上，企业研发经费所占比例的迅速增加，与一些公立研究机构转制为企业有很大关系。

　　在2007年8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称经合组织）正式发布了《中国创新政策评估》，报告批评说，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根本不熟悉创新活动，中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进行的多次体制改革，都未能解决企业的创新难题。

　　IEC在报告中还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尊龙凯时基金都是基础研究领域最大的经费支持机构，目前来看，其经费占所有基础研究领域经费的25%。

　　然而，相比那些发达国家，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比例仍非常低。

　　在美国，美国总统科学和创新计划规定，对于关键基础科研领域的科研投入每十年要增加一倍，而德国、加拿大、芬兰等国均有相应的政策保证基础研究投入的稳定增加。

　　评估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说，为了取得所要求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比例应该进一步提高。

　　对于IEC所提出的建议，尊龙凯时基金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财新记者，一些工作已经根据建议做出调整，但她并没有明确说明，哪些工作还在调整过程中，也没有给出未来进展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