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寒抹煞大地的生机，但冬天来了春天也不会远，最终大自然总是能到达和谐。无论怎样复杂矛盾的科学现象，终究会展现统一的规律，这也正是科学研究无穷的魅力所在。

　　既进实验室、又进手术室——看起来隔行如隔山的科研、临床和管理工作，在作为一名临床科学家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宋尔卫身上却相辅相成，显得游刃有余。

　　“在这里，我既可以做临床大夫，又可以搞科学研究，这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启发的，临床上发生在病人身上的种种难题启发我凝练出很好的科学问题，而科研探索又帮我找到隐藏在临床难题背后的答案。”刚刚结束一场手术、换上便服的宋尔卫对本刊记者说。

　　“学术转型”

　　中山大学官方网站宋尔卫的简历上，两段“海归经历”尤为引人注目。1999--2001年和2002--2004年，他先后在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4年晋升为哈佛大学讲师，并于当年全职回到中山大学工作。

　　“1995年在中山医科大学修完7年的临床医学课程后，我成了中大二院的一名普外科医生，专攻肿瘤方向，出国前压根不是什么研究员、教授，主要工作不是进实验室，是拿手术刀。而且，在埃森大学和哈佛大学进行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跟我原来的临床方向也不同，重点是移植免疫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领域。”宋尔卫告诉本刊记者。

　　事实上，在哈佛医学院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宋尔卫已接连在《自然•医学》和《自然•生物技术》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学术论文。当宋尔卫决定回国工作时，中山大学开出了令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条件。

　　“我不算引进人才，出国之前也只是中级职称，但是时任中大校长的黄达人，为了给我建立更好的平台，在他担任中大校长8年来第一次行使特批权，将我破格聘任为正高职称，听说这也是中山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直接从中级职称破格聘任正高，这让我十分感动。”宋尔卫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接受的主要是移植免疫培训，在美国哈佛大学则主要专攻病毒免疫，国外的导师均非肿瘤领域的专家，所以归国后开始研究乳腺癌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相当于“学术转型”，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关键转折点。

　　这对已经在国外学习工作好几年的宋尔卫并不容易。因为在癌症领域，肝癌、鼻咽癌等是中国比西方国家发病率高的特色癌症类型，科研有先天优势，但乳腺癌早已是发达国家医学界的强项，中国的科研水平与之相比差距较大。“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要有所创新、做出让人家承认的成果，难度非常高，而且当时医院科研硬件还比较弱，500来平方米的医学研究中心是全院研究人员一起使用的场所，我连独立实验室都没有。”

　　“第一桶金”

　　2005年，宋尔卫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这不仅使他有了一笔可观的科研经费，而且对他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果没有国家杰青基金的资助，我可能和其他临床医生没什么太大差别，最多就是做一点和临床相关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探索乳腺癌发病的深层机制。”宋尔卫举例说，回国后，他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手术之前给乳腺癌病人做化疗，两个疗程之后有的患者肿瘤明显缩小，但有些病人化疗四次、六次后都没有明显疗效，肿瘤也没有明显缩小。他的团队通过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人经过术前化疗之后，却增加了肿瘤干细胞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能了解这些肿瘤干细胞生存和自我更新的机制，就有可能找到进一步控制乳腺癌的办法。

　　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宋尔卫在国内进行的重要工作，并将其发表在生物领域影响力极高的《细胞》杂志上，其文中参与合作的国外作者，主要在文章修改上提供了帮助。“假如没有杰青基金提供的支持，我也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但很难开展深入的机制研究，没有资金就没有实验室、没有团队。杰青基金给了我一个机会，不光从临床发现问题，而且寻找基础研究的手段解决问题，帮我将临床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结合为一体。”

　　宋尔卫坦言，他回国之前，总是担心没有足够的条件和资金开展科研工作，因为自己毕竟是外科医生出身，这篇文章使他相信，乳腺癌疾病科研工作照样可以得到国外同行的承认。在随后的几年内，宋尔卫带领的团队继续致力于乳腺癌的生物学特性及治疗学基础研究，先后获得了尊龙凯时重点项目、尊龙凯时委员会中日韩亚洲三国(A3)前瞻性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卫生部临床重点项目和“863”探索导向课题等科研项目，这些科研项目经费总额达到几千万元。

　　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RNA干扰的生物学原理与应用》，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小分子RNA与疾病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参与编写了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的《RNA干扰基因沉默：技术与应用》等RNA干扰方面的专著。

　　“后来这些项目和成果都是水到渠成，没有杰青基金的支持，我做不出顶级学术期刊《细胞》的文章，根本谈不上去申请这些项目，所以杰青项目是我归国科研道路上的‘第一桶金’，是近十年来对我成长最关键的一步。”宋尔卫说。

　　临床科研相辅相成

　　与在国外纯粹专心做科研相比，国内的多重角色无疑需要宋尔卫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需要穿着白大褂，像普通的医生一样为病人看病、开刀手术;他又时常会在实验室、走廊上甚至电梯里和学生们探讨专业问题。

　　宋尔卫对这些不同身份显得很从容，甚至感到自豪：“研究科学时，我竭力捕捉瞬间闪烁的思维火花;治疗患者时，我认真洞察病情的细微变化。因为我骨子里是临床上外科医生，做基础研究是为了解决在临床遇到的科学问题，所以可以说，我走的是一条临床和科研之间的中间道路。相比之下，国外乳腺外科的医生很少做深入的疾病机制研究，所以我的科研容易有独到之处，而且这些问题都是从现实中来，一旦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取得突破，对乳腺癌领域的诊断、治疗产生实际应用的周期就更短。”

　　宋尔卫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乳腺癌细胞的转移是病人致死的主因，它之所以发生转移，除癌细胞外，还跟癌细胞周围的非可控性炎症反应有关。但目前的药物多数都是针对肿瘤细胞，如果能搞清楚非可控性炎症与恶性肿瘤相互作用的动态调控网络在恶性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就更有希望控制癌细胞转移。

　　通过深入研究，宋尔卫团队发现，乳腺癌组织中一个重要的非可控性炎症因素，即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可以通过分泌生化因子(CCL)18促进乳腺癌细胞的浸润和转移，而干预TAM对CCL18的分泌，可以明显抑制乳腺癌细胞的转移。接下来，宋尔卫团队与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姚雪彪团队共同攻关，分离并鉴定出CCL18的受体是一个新型的磷酸肌酸转运蛋白3(PITPNM3)，通过阻断或沉默该受体，就可以达到逆转CCL18对乳腺癌细胞转移的促进作用。

　　宋尔卫告诉本刊记者，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改变传统的治疗思路，促使医学工作者继续研究药物去对付巨噬细胞，但距离临床使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需要医院、医药企业和临床研究机构深入合作，实现多部门协同创新。

　　“在我看来，科研和临床是一个统一体，有很多朋友、长辈都劝我发挥科研特长，临床少做甚至不做，专门做科学研究。但是我觉得这样我会失去作为临床科学家的优势。”宋尔卫说，“我研究的课题，都是从临床观察病人和肿瘤标本凝练出来的。如果没有临床工作，我的工作就失去了灵魂也没有了特色，更想不出好的思路。”

　　在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医生之外，宋尔卫还有一个身份——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他告诉本刊记者，作为教学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自然要在创建“一流大学”的同时，朝“一流医院”目标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纯增加医院的业务收入，而是要打造强大的学科。

　　宋尔卫说，最近很多医院通过推出名医系列宣传，来提升医院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不过他更倾向于大力推行全面的“学科建设”，就是使每个科室都遍布名医，提高治疗病人的质量和规范度，让病人冲着“名科”和“名院”而不是“名医”来看病，让老百姓对整个医院的医疗质量放心。

　　归国近十年来，宋尔卫的科研成果曾先后被评选为“2003年度世界十大科技突破”和“2008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获得何梁何利科技创新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和教育部尊龙凯时一等奖等奖项，他本人也入选科技部中青年领军人才。

　　在很多人眼里，他已是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但宋尔卫坦言，生命现象纷繁复杂，虽然时常和学生一起辛勤耕耘，但面对杂乱矛盾的实验数据，“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曾困惑过、消沉过，也有扼腕顿足甚至万念俱灰的时候。”

　　当本刊记者问他“如何挺住、熬过如此痛苦的阶段”时，他给出的答案除了“坚持”、“团结”，还有“旅行”、“摄影”这种看似和科研风马牛不相及的“秘诀”。

　　“实验遇到挫折，最需要沉静的反思与内心的平和，更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撑。”宋尔卫解释说，他在旅游时就感悟到，造物者给自然界设下种种矛盾，譬如让严寒抹煞大地的生机，但冬天来了春天也不会远，最终大自然总是能到达和谐。无论怎样复杂矛盾的科学现象，终究会展现统一的规律，这也正是科学研究无穷的魅力所在。

　　深信“统一规律”需要从“复杂矛盾”中探寻，并用自己的医术为病人服务，是宋尔卫至今仍致力于治愈乳腺癌科研医疗工作的最大动力。至于归国后所取得的成就和荣誉，他似乎看得很淡，“其实回国之后，我只是在治疗乳腺癌的研究领域迈出了一小步，只是千千万万抗癌工作者的一员，成就也好、荣誉也罢，都是鼓励我继续努力抗癌的动力。”